“感觉媒人在‘带节奏’，说一些诱导我父母的话。”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甘肃庆阳等地，因为说媒酬劳根据双方最终的彩礼来算，职业媒人就在彩礼上动心思，煽动女方家庭哄抬价码、从中抽成赚钱。在陕西的一些地区，彩礼还包括“离娘钱”“菜水钱”等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

　　民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83.5万对，比上年下降10.6%。结婚率为4.8‰，比上年下降0.6个千分点。造成结婚人数和结婚率双双下降有很多因素，其中的经济因素不容忽视。一些地方盛行的高价彩礼，更是抬高了婚姻成本，限制了不少年轻人的结婚意愿。也因此，近年来“彩礼”问题频上热搜，持续引发相关讨论。

　　此次报道也证实，这些高价彩礼并非单纯的“民俗”。一些职业媒人为赚取“谢媒礼”，怂恿女方家长索要大额彩礼及服装购置费、上车费、改口费等，从中抽成10%甚至更多。为了拿到更多抽成，职业媒人成了助推彩礼抬价的“主谋”。

　　如今，一些职业媒人还把说媒业务转移到网络上。他们不仅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待婚男女青年个人信息，还会在画面里展示彩礼钞票、陪嫁物品，以及“谢媒”业绩。这些举动，无疑进一步营造了高价彩礼的氛围，助长了攀比彩礼的不正之风。

　　彩礼金额不断“加码”，表面上让女方家庭受益，其实却对保障女性权利有害无益。在一些男方家庭眼里，高价彩礼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消费”;而如果彩礼成为主导婚姻的筹码，也会让女性成为被“物化”的对象。

　　实际上，今天的不少年轻人也并不支持高价彩礼，而是务实地主张“零彩礼或象征性收一点”。这不仅因为他们更加看重感情在婚姻中的基础因素，也是希望在平等的框架内建立夫妻关系。显然，在职业媒人对高价彩礼的炒作裹挟之下，年轻人的婚姻自主权也受到了侵害。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各地也都落地了一些具体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治理高价彩礼，当然不是打压传统婚姻文化中的正常礼俗，而是涉及价值观、婚恋、家庭、生育等整体社会考量。

　　要承认，在一些地方，“说媒”对于撮合适龄男女、推动婚姻的缔结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现代媒人提供的是牵线搭桥的婚姻介绍服务，这种为了获得更多“抽成”不惜为高价彩礼推波助澜的做法，既背离了婚介服务的目的，也不利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尽管目前法律对婚姻介绍人的酬金费用并无明确限制，但职业媒人将其酬金与彩礼挂钩，恐怕已经涉嫌违背提供服务的公平原则。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海鹰也在提案中建议，通过制定“媒婆公约”等，杜绝高额回扣。

　　为此，针对由民政部门审批登记、监督管理的婚介机构，地方可以因地制宜地出台婚介服务规范及收费指导价;对那些无注册、无登记的职业媒人，则要摸清从业人员数量等情况，及时纳入规范管理中来。

　　此外，地方也有必要加大婚恋公共服务，创新利用志愿者等组织，为青年婚恋提供更多方便，挤压职业媒人哄抬彩礼的空间，倒逼社会婚介提升其服务水平与质量。

　　说到底，作为提供婚姻信息服务的一方，职业媒人理应做健康婚俗习惯的倡导者、推动者，而不是以高价彩礼“绑架”婚姻双方，把婚姻介绍视为“一锤子买卖”。本质而言，也只有提供更为良性的婚姻介绍服务，才能让现代媒人获得更广阔的职业空间，受到社会的认可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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