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印度总理莫迪在独立日演讲中曾对印度庞大的人口倍感忧心。他认为，印度人口增长太快了，是“人口爆炸”，影响了国家的持续发展。
2023年1月，印度金奈，民众在海滩上庆祝丰收节。
而如今，印度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1以下，低于维持人口所需的生育更替水平。以孟买为首的大城市，总和生育率早在2016年就低于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锡金邦、果阿邦等生育率较低的地区，政府也开始采取生育激励措施。
莫迪口中“人口爆炸”的印度，事实上是全球最早推行计划生育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段历史凸显了女性作为生育主体，在生育和节育上都是最脆弱的人群。印度人口专家认为，该国仍应继续采取措施以降低生育率，这不仅仅是为了延缓人口增长，更是为了保护女性和儿童的福祉，促进该国人口素质的提高，以推动国家经济社会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
“印度人口已迅速稳定下来”
印度作家斯瓦露普(Swarup)怀孕四个半月了，如果一切顺利，她将在今年8月迎来第二个孩子。斯瓦露普今年40岁，三年前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带女儿出门时，她常常收到陌生人的祝福：“祝早日喜得贵子。”
斯瓦露普经常进行反思——自己的出身、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让她成为一个尽享特权的印度人：不用过早结婚生育，怀孕后能去私立医院做产检，家中也没有长辈催她生儿子。她知道，周围那些家境优渥、拥有高学历的朋友也是一样，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印度人。
斯瓦露普之前住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长达10年的时间里，她常常和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待在一起，给他们义务教学。
2021年4月，孟买火车站附近，孩子们在一幅壁画前玩耍。
如今身怀二胎的她，对“印度人口超越中国”的报道感到心情复杂——她向《凤凰周刊》开玩笑说，“希望我的孩子不是给印度人口数添砖加瓦的那一个。”她直言，许多印度人不会为印度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感到骄傲，“我们国家人太多了。人越多，机会和福利就摊得越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
得知一些国际舆论正热火朝天讨论“中国人口衰退或将拖累经济”时，斯瓦露普开起另一个玩笑：“一些富人们抱怨家里空调坏了，但穷人家里根本就没有空调。你们讨论的是一个关乎第一世界的问题，而我们这里是第三世界。”
孟买疫情封城期间，为了逃离在不算宽敞的公寓里足不出户的生活，斯瓦露普和家人一起搬到印度最小的邦果阿(Goa)——这里位于印度西岸，北临马哈拉施特拉邦，西濒阿拉伯海，以沿海沙滩闻名。她住进一间带着花园的小屋，享受海边湿润清新的空气。
果阿是印度著名的滨海度假胜地。
斯瓦露普的家乡孟买也是印度人口最多的城市，那是一座“很像伦敦、纽约和上海”的大都市，以海岸线上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金融中心、宝莱坞电影和拥挤贫民窟而闻名。
2023年1月31日的孟买天际线，当天下午天气雾蒙蒙的。
孟买接纳了全印度追逐梦想与繁华生活的人们，也是印度“人口爆炸”表象的缩影——截至2020年，孟买大都会区人口超过2000万，其中半岛上的市区居住着1200多万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2.1万人。
即将育有两个孩子的斯瓦露普，已经超过了同地区女性的平均值。根据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2021年的数据，果阿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生育率分别为1.3和1.7。
作为印度最富裕的地区，果阿邦一直是全印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即便是人口最多的孟买，出生率也在下降——根据国际人口科学研究所(IIPS)的一项研究，1993年至2011年，孟买的生育率从2.5下降到1.4。
这种情况在印度并非孤例：早在2016年，以孟买为首的城市生育率就普遍降至2.0以下，低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一度成为印度媒体热议的话题。
这是因为2.0的生育率低于维持人口数量的生育更替水平，意味着在没有农村人口流入的情况下，印度城市将出现人口衰减。通常来说，要维持人口数量，生育率需保持在2.1，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出生婴儿死亡率较高，生育更替水平应略高于2.1。
到了2021年，印度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1以下。在锡金、果阿等生育率低于或等于1.3的邦，政府近些年来已在研究如何鼓励民众生育。印度人口普查局统计学家高拉夫·潘迪(Gaurav Pandey)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说，古代生育率下降通常是瘟疫、战争等因素导致的，一旦这些因素结束，生育率就会恢复;但现代因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提升而降低的生育率，目前不知道是否能恢复。
但对一些印度人口学家来说，不断下跌的生育率并非到了“警笛大作”的时刻，而是印度建国以来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的显现。
印度人口基金会执行主任普纳姆·穆特雷贾(Poonam Muttreja)向《凤凰周刊》表示，印度人早就预料到本国人口会超过中国，只是中国2022年录得人口负增长，让这一天来得比预期更快。
印度人口基金会执行主任普纳姆·穆特雷贾
她认为，印度人口增速显著放缓，如今已降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标志着“印度人口已迅速稳定下来”，接下来应将生育率稳定至1.8的水平。“在我看来，这说明印度和中国一样，在经济发展和教育、医疗体系建设，以及计划生育服务上的投入取得了成效。”穆特雷贾说，“这是令人欣慰的成果，印度应该继续走这条路。”
目前，印度人口大邦中仅有比哈尔邦的生育率还维持在3.0，为全国最高，但相比于几十年前也有了显著下降。52岁的家庭主妇米塔丽·辛格来自北方邦诺伊达，她告诉《凤凰周刊》，自己是在22岁结的婚，婚后生了3个孩子，同龄女性一般生育2-4个孩子。而她的母亲15岁时就生了第一个孩子，长辈里生育最多的人有8个孩子。
首个实施计划生育的国家
印度次大陆人丁兴旺的景象，到底意味着繁荣还是负担?这样的争论早在莫卧儿帝国时期就已出现。
1784年，印度西南部的一位官员视察了德里和阿格拉邦附近英军入侵后的焦土，忧心忡忡地说，“这里已经看不到麦穗成熟的土地了……当地政府役务繁杂，加上天干物燥，百姓凋匱，村庄寥然无人。”
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来自东印度公司的官员认为，庞大而不断增加的人口是英国治理有方的表现。然而，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发生的饥荒，让殖民地官员忧心起剧增的人口与有限资源间的矛盾。
随后的近百年间，仰仗马尔萨斯主义的英国殖民地官员秉承着“用饥荒消灭低端人口”的手段，通过指责印度人口过剩来掩盖殖民统治的缺陷，从而激发印度民族主义者截然对立的思想，即应该用发展工业生产来抵消人口增长的压力。
无论如何，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印度人口从每年增加1%飙升至2%。印度独立后，当时的尼赫鲁政府意识到控制人口的必要性：1949年，印度设立了第一个计划生育协会(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1952年推出国家计划生育计划(The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rogram)，宣传少生少育的理念，还为民众分发避孕器具。
1960年代，印度新德里街头宣传计划生育的巨幅海报。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推行计划生育的国家。
孟买这座城市出发得更早：早在1921年，孟买就建立了印度第一家节育诊所，与英国最早的节育诊所同时开张。该诊所创始人是前威尔逊学院数学系教授拉古纳·卡维(Raghunath Dhondo Karve)。
这位出生于1882年的男士，父亲是印度妇女福利领域的社会改革家东多·卡维(Dhondo Keshav Karve)，后者一生倡导保护寡妇权益、反对歧视寡妇，还创建了印度第一所女子大学。
1891年，9岁的拉古纳目睹了母亲因难产离世。或是受到父母影响，拉古纳常常公开表达对计划生育和妇女权益的进步理念，还因此失去了学校教职。在节育诊所开业两年后，拉古纳出版了著作《计划生育：思想和行动》。1927年，他和妻子马拉蒂出版了一本马拉地语月刊，通过媒体倡导女性福祉议题，包括通过避孕药具防止意外怀孕以控制人口等。
尽管拉古纳有关节育的思想被印度国父“圣雄甘地”所抵制，他的月刊出版和思想运动一直持续到其生命的终结。1953年，拉古纳在孟买逝世，而彼时的印度已在实施计划生育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城市开展人口教育和节育工作。
印度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前十年进展缓慢。上世纪60年代担任世界银行印度执行主任的K·S·拉詹认为，当时印度邦和州一级的官员在计划生育上未有和中央政府相同的紧迫感，一个原因是印度人出于生育问题的私人性持保守态度，另一原因是当时缺乏安全、廉价、可靠又简易的避孕方法，可供广大农村人口采用，训练有素的节育医务工作者也非常有限。
因而，时任总理拉尔·夏斯特里亲自挂帅，负责计划生育的内阁委员会，计生成为仅次于农业生产的最优先事项。
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时任总理、被称为印度“铁娘子”的英迪拉·甘地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其子桑杰耶(Sanjay Ghandi)发起强制绝育运动，在印度的计生历史上写下了黑色一页。有记载称，1976-1977年，各地政府通过警察动员男性公民实施输精管结扎术并对抗议者实施暴力。
在现金和食物的激励下，当时的穷人和低种姓群体或多或少成为了强制节育的参与者。今年38岁的媒体编辑莎鲁(化名)来自北方邦贡提那加(Gomti Nagar)，她向《凤凰周刊》回忆说，由于她出身中产家庭，长辈们彼时的收入超过了能领取现金奖励的收入标准，某种程度上“幸免于难”、未受影响。
强制措施推行的两年间，印度绝育人口从270万上升到830万，绝大多数是男性，其中数千人死于拙劣的手术。民众的不满与愤恨不断累积，导致英迪拉·甘地和国大党在1977年大选中落败，“绝育运动”宣告结束。但它给印度人留下的心理阴影，让此后几十年的计生工作遭遇重重阻力。
上世纪80年代，时任湖北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项金安曾前往印度考察，他在当时的见闻录里写道：“印度朋友特别强调，他们的计生工作虽然开展得早，但因几经反复，使得这项利国利民的工作遭受不应有的挫折。因此直到现在(1980年代)，全国接受避孕的人还不太多。”
绝育成为女性“上刑”活动
项金安在见闻录里记录下上世纪80年代初印度计生工作的“形象化宣传”。一部由计划生育协会制作的科教影片，描述了四口之家(两个小孩)和七口之家(五个小孩)家庭不同的生活图景：四口之家养了一头奶牛，每天清早挤出的牛奶，一家人喝不完，还有剩余;而七口之家养了一头同样大的奶牛，每天清早挤出的牛奶只够五个人喝，夫妻俩只好看着孩子们喝，自己喝不上奶。
影片中，四口之家一家人生活得很富足，逢年过节坐着小车上街，前往商店购买衣服、玩具等，总是满载而归;七口之家则生活得比较艰难，每逢节日，夫妻俩只能骑破旧的自行车上街，前面坐的是小孩，后面背的也是小孩。“到了街上，人们以为是玩杂技的来了，围上去看热闹。在商店里，给大孩子买了衣服，就不能给小孩子买玩具。回家的路上，孩子们哭的哭，叫的叫，好不忧愁。”项金安写道。
影片想宣传的观念无非是“少生优生、小家庭生活更好”。但在实操层面，却面临诸多阻碍。印度妇产科学会联合主席库马里(S Shantha Kumari)认为，印度民间普遍存在一种错误观念，即男性绝育或接受输精管结扎术会影响男子气概，因此男性普遍不愿接受节育。项金安也记录道，一些工厂当时为有意绝育的工人设立激励机制，男性得到的奖金通常比女性多一倍，还额外附送假期。
目睹了英迪拉·甘地时期计生运动失败的印度政府，意识到给男性节育带来的灾难性政治后果。从那以后，节育工作的主要对象变成了女性。
2014年11月，印度中部恰蒂斯加尔邦的一处“绝育营”，发生了一起因手术操作不当导致15名女性死亡的事故，死者除了刚分娩不久的孕妇，还有贫血、哮喘和糖尿病患者，许多人来自贫困农村、身体状况不佳，却无人在绝育手术前为她们做体检。尽管事件成因包括卫生条件差、药物污染，以及执行绝育手术的医生背负了过高的指标，但外界认为，绝育工作成为针对女性的“上刑”活动。
2014年11月，恰蒂斯加尔邦比拉斯普尔地区，一家医院内刚做完绝育手术的妇女们。
此类事件屡见不鲜。据印度官方统计，2017-2018年全国实施的147万例绝育手术中，只有6.8%是男性。而在出现上述惨案的恰蒂斯加尔邦，女性绝育率为46.2%，男性绝育率仅有0.7%。
十年前，印度实施的绝育手术占到世界总量的约三分之一，仅2012年就有460万妇女接受绝育手术，其中77%从未使用过其他形式的避孕措施。活动人士说，印度没能给女性提供一种现代且临时的节育方法，这对女性来说是一种“胁迫”。
印度政府的数据显示，2003年到2012年，全国有1434人因绝育手术而死亡。可以想见，死者中绝大多数是女性。
穆特雷贾对此批评道，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国家，男性在计生问题上根本没承担起和女性同等的责任。“每种避孕药都有副作用，唯一没有副作用的就是避孕套，但男性认为，使用避孕套会减少乐趣。这很荒谬。难道反复堕胎、生育过多孩子却养不起他们，哪样不比性快感不足来得负担要大?更不用说绝育手术，相比于男性结扎只要10分钟，女性接受绝育手术要全身麻醉，比男性困难得多。”
印度“人民卫生运动”(Jan Swasthya Abhiyan)发起人南迪说，“如果政府计划生育工作方向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不更强调男性绝育，女性就会继续受苦。”
无论节育还是生育，受害者大多是女性。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每两分钟就有一名女性死于与妊娠或分娩有关的并发症，约70%的孕产妇死亡案例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而在2020年，印度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03/10万。积极因素是，这一数据从2000年到2020年下降了73%，但仔细来看，仍显示出巨大的不平等：在经济发达的南部喀拉拉邦，孕产妇死亡率仅为19/10万，比美国还低;北部的阿萨姆邦则高达195/10万，是前者的十倍以上。
印度阿萨姆邦提斯浦尔市，经受剖腹产的妇女在病房休息。受限于医疗条件，这里的孕产妇死亡率为印度最高。
“生育应该由女性自主决定”
斯瓦露普提及的“第三世界问题”，指的是印度庞大的年轻群体在分享到经济红利前，从未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尽管印度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就业市场规模相比逐年增加的年轻人口数量，仍是杯水车薪。
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报告称，印度失业率从2018年的4.9%上升到2020年的7.5%。其中很多是大学毕业生。更不用提，如今印度65%的人口在35岁以下，18至35岁人口有6亿之多。但印度年轻人的劳动参与率在全体劳动人口中的占比仅为19%，年轻女性更是只有5%。
孟买的女学生。
让斯瓦露普心情复杂的，是她看到许多孩子因虐待、毒品问题或不负责任的父母而流落街头，众多年轻人缺乏工作机会，经济困难始终没法解决，过剩的精力无处消耗，让暴力和极端主义事件有所上升。“人毕竟不是牲口，要把这么多年轻人转变为国家的优势，是要在他们身上投入资源的。”斯瓦露普说。
与这些孩子们打交道时，和后者产生的情感连结让斯瓦露普不堪重负。她最喜欢的一个女孩名叫迪娜(化名)，后者因为失去父亲而流落街头。斯瓦露普将迪娜送进儿童福利院，但迪娜不喜欢福利院的生活，逃了出来。除了志愿者的课，迪娜没有机会接受任何教育。后来，迪娜嫁给一个同样流落街头的男孩，生了孩子，却经常被家暴，最终她离开了丈夫。如今25岁的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迪娜是个很可爱的女孩，跟我认识的时候她只有8岁，可以说我是看着她长大。”斯瓦露普说，看到迪娜的遭遇，自己心都碎了，但很难责怪这样一个女孩为何要嫁给如此糟糕的丈夫，“她是一个孤儿，你给她爱，她就会回应。她的生活看似是自己的选择，却始终源于贫困，她别无选择”。
在斯瓦露普看来，印度在儿童和妇女福祉方面存在系统性缺陷，“人不是数字，是生命。额外的人口出生时，他们会被怎样对待很关键。”
2021年6月16日，印度金奈，母亲们带着自己的新生儿来到一家政府儿童医院，为孩子接种疫苗。
家住印度孟买的汉语教师潘美丽也常常思考，如果生儿育女，能给孩子带来怎样的生活。潘美丽1992年出生于孟买一个普通家庭，父母直到第四胎生了儿子，才停止生育。
潘美丽向《凤凰周刊》回忆说，小时候父母收入不高，一家六口的生活很拮据。“我们一家人每年夏天会去印度北部，那里是父母的老家，除此之外哪都不去。我母亲总在路边摊买衣服，商场什么的就别想了。他们也不鼓励我和同学出去玩，觉得浪费钱。我读大学二年级时，家里才有了第一部手机，我和双胞胎姐妹共用，有时候家人们也会用。”
2013年，潘美丽来到天津师范大学学习中文，在校期间第一次吃上“过去觉得昂贵”的麦当劳。“现在我会和母亲说，那时候你们经济条件不好，养这么多孩子，让我们一起吃苦，值得吗?”潘美丽说，她和上一辈人在观念上有代际差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吃苦。我一个人吃苦就够了。”
潘美丽面临的代际差异，一定程度上是“印度当代女性不断增长的见识和父母保守的传统观念”间的矛盾。潘美丽的家庭来自婆罗门种姓，尽管种姓制度在1950年就被废除，但传承两千年的等级制度在老一辈人心中仍然根深蒂固。
让她苦恼的是，父母曾提醒她不要找其他种姓、非北部出身的男友，否则可能会和她断绝关系。这一警告，让潘美丽在国外留学时拒绝了很多男生的追求，而回到孟买后，不同种族、阶层混杂的都市生活，使她更加无法理解父母的执念。但无论如何，长年的防备与克制，让潘美丽与结婚生子的想法渐行渐远。
父亲的大男子主义做派也让潘美丽对婚姻心生恐惧：平日里家务事只有母亲一人承担;父亲性格冷酷，脾气不佳，家里出了事似乎全是妻子的错;母亲作为全职主妇，没有经济来源，当父亲失去收入，家里便捉襟见肘。
“最近我母亲生病了，父亲不得不在家做饭。母亲竟然对我说，你看结婚还是好事，生病了有人帮你承担家务。”潘美丽对此嗤之以鼻，“我和她说，你不生病的时候，就不希望有人来帮你吗?”
此外，孟买的养娃成本也高到令人咋舌。不久前刚从新德里搬来的同事，为孟买的住房成本叫苦不迭。她的另一位同事刚把孩子送去国际幼儿园，一学期的学费约合1万多元人民币，即便这位同事的丈夫是程序员，夫妻俩每月收入超过2万元人民币，依然直呼“压力太大”。“要知道，除了学费还有其他开销。孩子在学校也会和同学做比较，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不能没有。”潘美丽感慨道。
2022年5月8日，孟买街头，一名妇女走过一幅母亲抱着新生儿的壁画。
如此一来，潘美丽的人生规划更集中在自己的事业上。2023年9月，她将前往北京继续攻读汉语教育博士。谈到长远规划——和母亲口中“丈夫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相反——她希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印度人口基金会执行主任穆特雷贾笑言，相比其他避孕方式，让女性接受教育，或许是最好的“避孕药”，“教育能推迟女孩结婚的年龄，帮助女性拥有参与经济的技能和知识，印度也能从年轻人口中获得红利。当更多女性开拓职业道路后，印度的生育率还能进一步下降。”她认为，在印度庞大的年轻人口基数上，即使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两个孩子，也会推动人口增长。
斯瓦露普认为，印度社会许多腐朽落后的观念要通过未来一代又一代人改变。“未来生育应该由女性自主决定，不论生与不生、早育还是晚育。假如40岁的我被长辈勒令生孩子，还必须一直生，直到生出男孩，这种晚育有什么意义呢?”
三年前大女儿出生后，斯瓦露普和思想同样进步的丈夫决定给她创造一个新姓氏。“这是因为，我们夫妻二人的姓氏很大程度上透露了我们所属的种姓和宗教，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未来还被这种可耻的、将人分化的标签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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